三月初的小镇，春寒料峭。天空中时不时抖落的雨和街角不断飘零的小玉兰倒也附和了这春日的景。
晚饭后，母亲将白日里刚照的全家福挂在客厅的墙上，选了个极佳的位置，这样一抬头就能看到一家人四世同堂的盛况。我在一旁帮忙，偶然间，一张黑白照从墙上掉下来，径直飘在了我的面前。
照片上是十几年前的母亲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弟弟，身旁还围着两个冬菇似的女儿。母亲十八岁嫁给父亲，至今已将近三十个年头，她与父亲育有三女一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实属不易。
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紧，有了姐姐的父母本不想去触碰当时的政策红线。可时隔九年，他们阴差阳错地有了我和弟弟妹妹。就算政策再严格，只有一个女儿的他们也顶不住农村的舆论压力，无子就像是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在那么一瞬将无辜的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本不想再生你们的。”母亲开玩笑似的透露出了她的真实想法，“生你弟弟时难产，差一点我就交代在产床上，我让你爸连夜去找接生员，那天晚上的雨真的很大。”
母亲生弟弟时早已过了最佳的生育年纪，三十岁对于其他人而言，或许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数字，但于她而言，是一场灾难又更像是一场赌博。一连三胎都是女儿的现实让她欲哭无泪，她也不敢确定腹中的孩子到底是儿是女。
“本想把你抱养出去的，小时候的你老是哭闹不休。”她很平静地说，眼角的细纹在灯光下格外惹眼，“可到底还是舍不得，你长得真像我，到底还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再怎么困难也得把你们四个养大。”
我的确让他们操碎了心。母亲生我的时候奶水不够，我便一直喝奶粉长到两岁。三岁时，从楼顶摔下去，他们被吓丢了魂。五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满身的疮让医生毫无办法。我的幼年时光固定在母亲的背篓里，矮胖的我和瘦鸡似的妹妹一同挤在母亲的背篓里，吵闹着和她一起去赶集。
养四个小孩让本就贫穷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又因为计划生育，父母不得不拖家带口辗转到异地，虽说寄人篱下，但好歹也安家落户。住摇摇欲坠的土坯房，种十几亩的庄稼，好不容易将四个儿女拉扯大。记忆中的童年，母亲总是在地里佝偻着锄地，我们也跟着分担繁重的农活。目不识丁的母亲做不了什么轻松的工作，一辈子被限制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她不想我们再重蹈她的覆辙，总是不断激励着我们奋发努力。
后来，种地也无法满足整个家庭的开支，她便随父亲一起外出务工。我和弟弟妹妹成了留守儿童，而父母便成了候鸟。他们在故乡和城市之间往返，年年岁岁，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偶然间，我看到她将手上的膏药撕开，一道巨大的口子直逼我的眼，她郑重其事地教导我：“工地上难免发生意外，指不定哪天我就走了，你可得好好学习，以后不要像我和你爸一样。”
每每通话时，她总会嘱咐我们安心读书，语气疲惫又充满希望。她像是一道光，将我的生命彻底照亮。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自己负重前行罢了。如今，冬菇一般的孩子已经长大，不论身处何方，篆刻心头的永远是那张飘落的黑白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