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落下帷幕后，看见挂在考场外的横幅“2017年xx高考现场，”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40年前那令我终身难忘的1977年。
1977年，是我在省委农村工作队的第二个年头。我是一名知青，按理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会到工作队来教育贫下中农呢?因为大队的民兵连长在报到前因为老婆生孩子而来不了，大队书记便找到我：“知哥，工作队那里就由你去替代吧!”
本以为可以轻松点，没想到工作队的事更是没日没夜。白天到各生产队去收集、了解情况，晚上还要开碰头会，汇总当天的情况，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有时，晚上突然被叫起来，参与讨论贷粮的分配方案。贷粮是国家对困难户发放的救济粮，这是农村的头等大事，必须有工作队的人参加，并且经常折腾到凌晨两三点。不满二十岁的我，正是嗜睡的年龄，常常被搞得两眼惺忪、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一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说是出了人命，死者亲属要把尸体抬到工作组来，让工作组来处理此事。那时工作组里常住的就我一个人，其他当地人都回家了。问题虽然棘手，还得起身去解决。
在一次协助公安人员调查生产队发生的一桩偷盗案后，工作队领导认为我这个小伙子还行，既能写材料又能搞外调，并且还有搞外调的交通工具——自行车，于是把我抽调到队部的专案组成为专案人员。这样，生活就没有那么辛苦了，有专门的人员送饭，还可以适当地睡一下懒觉（其实那时的懒觉也超不过早上八点钟）。后来，个别专案组人员就拿我睡懒觉说事，反映到了队部领导那里。
我们工作队的队长段维义，就是原成都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之后从市人大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领导。因为我工作积极努力，吃苦耐劳，我分管的那个大队从后进变为先进，专案组的工作也完成得相当出色，获得了当年先进个人的荣誉。77年高考时，段书记专门在考场教室的玻璃窗户外对我一再叮嘱：“考完试后尽快归队哦！”看来他还是真有点舍不得我离开工作队。说起段书记，还想多说两句，毕竟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半。这就是我后来讲我知青岁月时爱说的那句话：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一年，我教育了贫下中农一年半。那时他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干部，为人正直，且非常廉洁。记得工作队每人每月都分配四包香烟，他明显不够，知道我是工作队年龄最小且不抽烟的队员，每到分配烟的时候，他总会向我买烟，那还真是买。我想把烟送给他，他坚决不要，而是按当时的烟价，一分不少地付给我。他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行为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77年下半年的一天，突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感血脉愤张，这是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于是，我连夜骑上自行车回到几十公里外的家取复习资料，又马不停蹄连夜返回。恢复高考也让工作队里有高中文化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各自开始找复习资料。我在每天收工后就立即投入复习，说是复习，实际上很多都是新学。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以烧完一壶的煤油为限来挑灯夜战，那时我所在的农村还没电灯。那个年代，极左思潮盛行，复习备受干扰。当时主持工作的副队长看到队里的年轻人都在准备复习迎考，他便专门召开了一次全队大会，在台上他连训斥带恫吓：“有些人身在工作队，心里想的却是上大学，没有我们的推荐，你们哪里也别想去……”这样一来，各组长果断地执行他的指令，将大家的复习资料统统收缴，有的组甚至将书烧掉。这时我只能另打主意，向队里请病假，说要回家找医生看鼻炎。鉴于我知青的身份，队里也不好多说，准了我的假，使得我有全天时间来学习和复习功课，并幸运地考上省重点大学——“成都农业机械学院”（现西华大学），成为当时的“天之骄子”。
入学却遇到周折，当时四川省出了一个“土政策”，即当年招了工的人不能入学，怕浪费招工指标。因为77年12月底时，录取通知还没出来，我被招到成都石油总机厂当工人。到学校报到时，接待我的是一位叫张万淑的女老师，她很抱歉地向我说明了这个政策，她还安慰我说，有一个重庆的女生也是你这种情况，并鼓励我说：下半年（78年）又要高考了，你若喜爱我们学校，仍可继续填报。我坚定地表示：“那好!我还报这个学校，现在就把行李放在这里，下半年再来取! ”
好在柳暗花明，那个“土政策”很快被取消了。我又接到了一份入学通知书，那一刻，简直有起死回生的感觉（遗憾的是这两份通知书都丢失了）。我兴奋地抱起二胡，猛拉起了《红色娘子军》中那曲充满激情的“排山倒海”，以抒发心中的激动和喜悦。虽经波折，我最终还是踏进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门，圆了大学梦。
再次踏入校园，除了兴奋与激动，心中仍有一丝忐忑，总觉得眼前的情境像是梦幻，生怕又有什么变故。直到再次见到张万淑老师，分了班、取走了上次留在学校的行李，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那个与我情况一样的重庆女生，叫童昌蓉，后来竟与我分在了同一个班。在班上也巧遇了我在温江地区体校插班读书的初中、高中同班同学庄瑞鸣，重新开启了我们大学同窗时代。人生中有了这样的经历，让我更相信“缘”了。
进校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学校的人文关爱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77级入学是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学校为了迎接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新生，组织了专门的迎新生团队，让接待的老师对每个新生作了专访和了解，嘘寒问暖，帮助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一位老师见我穿得单薄，问我为什么穿那么少，我随口开了句玩笑:“我困难，没钱添置衣服。”那时人年轻，又好运动，根本不怕冷。一句玩笑话，一笑而过的事情自然全忘了。没想到，几天后生活老师亲自到宿舍，将一件崭新的机制棉衣交给我。当时我有点懵了，顿感愧疚，但更多的是感动。拿着这件美观、大方、合身，而且是我见过的最时尚的棉衣，以现在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一件私人专享定制的奢侈品。这件事，让我切身感到学校对学子一片慈母般的春晖情。这种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让我浑身暖洋洋。我相信，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科学知识，也可学到怎样做一名有爱心、有品德的人。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都受益匪浅。“德为至宝用不尽，心作良田耕有余！” 时光荏苒，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庆幸当初选报了这所以“求是、明德、卓越”为校训的学校。
对于已步入耳顺之年的人来说，一生中总会有难忘的年份和事件。1977年无疑是我最难忘的一年。那一年，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也是一代中国人的命运转折的一年。那一年，我个人经历了知青工作队员、高考、招工等人生的重大事件，是最特殊、最不平凡的一年。那年的一点一滴、一景一幕都深深烙印在我内心深处，永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