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难忘的1977年

作者:裴鸣 1977级内拖专业校友 来源: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8-03-06 浏览次数:6

    高考落下帷幕后,看见挂在考场外的横幅“2017年xx高考现场,”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40年前那令我终身难忘的1977年。
    1977年,是我在省委农村工作队的第二个年头。我是一名知青,按理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会到工作队来教育贫下中农呢?因为大队的民兵连长在报到前因为老婆生孩子而来不了,大队书记便找到我:“知哥,工作队那里就由你去替代吧!”
    本以为可以轻松点,没想到工作队的事更是没日没夜。白天到各生产队去收集、了解情况,晚上还要开碰头会,汇总当天的情况,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有时,晚上突然被叫起来,参与讨论贷粮的分配方案。贷粮是国家对困难户发放的救济粮,这是农村的头等大事,必须有工作队的人参加,并且经常折腾到凌晨两三点。不满二十岁的我,正是嗜睡的年龄,常常被搞得两眼惺忪、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一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说是出了人命,死者亲属要把尸体抬到工作组来,让工作组来处理此事。那时工作组里常住的就我一个人,其他当地人都回家了。问题虽然棘手,还得起身去解决。
    在一次协助公安人员调查生产队发生的一桩偷盗案后,工作队领导认为我这个小伙子还行,既能写材料又能搞外调,并且还有搞外调的交通工具——自行车,于是把我抽调到队部的专案组成为专案人员。这样,生活就没有那么辛苦了,有专门的人员送饭,还可以适当地睡一下懒觉(其实那时的懒觉也超不过早上八点钟)。后来,个别专案组人员就拿我睡懒觉说事,反映到了队部领导那里。
    我们工作队的队长段维义,就是原成都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之后从市人大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领导。因为我工作积极努力,吃苦耐劳,我分管的那个大队从后进变为先进,专案组的工作也完成得相当出色,获得了当年先进个人的荣誉。77年高考时,段书记专门在考场教室的玻璃窗户外对我一再叮嘱:“考完试后尽快归队哦!”看来他还是真有点舍不得我离开工作队。说起段书记,还想多说两句,毕竟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半。这就是我后来讲我知青岁月时爱说的那句话: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一年,我教育了贫下中农一年半。那时他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干部,为人正直,且非常廉洁。记得工作队每人每月都分配四包香烟,他明显不够,知道我是工作队年龄最小且不抽烟的队员,每到分配烟的时候,他总会向我买烟,那还真是买。我想把烟送给他,他坚决不要,而是按当时的烟价,一分不少地付给我。他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行为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77年下半年的一天,突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感血脉愤张,这是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于是,我连夜骑上自行车回到几十公里外的家取复习资料,又马不停蹄连夜返回。恢复高考也让工作队里有高中文化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各自开始找复习资料。我在每天收工后就立即投入复习,说是复习,实际上很多都是新学。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以烧完一壶的煤油为限来挑灯夜战,那时我所在的农村还没电灯。那个年代,极左思潮盛行,复习备受干扰。当时主持工作的副队长看到队里的年轻人都在准备复习迎考,他便专门召开了一次全队大会,在台上他连训斥带恫吓:“有些人身在工作队,心里想的却是上大学,没有我们的推荐,你们哪里也别想去……”这样一来,各组长果断地执行他的指令,将大家的复习资料统统收缴,有的组甚至将书烧掉。这时我只能另打主意,向队里请病假,说要回家找医生看鼻炎。鉴于我知青的身份,队里也不好多说,准了我的假,使得我有全天时间来学习和复习功课,并幸运地考上省重点大学——“成都农业机械学院”(现西华大学),成为当时的“天之骄子”。
    入学却遇到周折,当时四川省出了一个“土政策”,即当年招了工的人不能入学,怕浪费招工指标。因为77年12月底时,录取通知还没出来,我被招到成都石油总机厂当工人。到学校报到时,接待我的是一位叫张万淑的女老师,她很抱歉地向我说明了这个政策,她还安慰我说,有一个重庆的女生也是你这种情况,并鼓励我说:下半年(78年)又要高考了,你若喜爱我们学校,仍可继续填报。我坚定地表示:“那好!我还报这个学校,现在就把行李放在这里,下半年再来取! ”
    好在柳暗花明,那个“土政策”很快被取消了。我又接到了一份入学通知书,那一刻,简直有起死回生的感觉(遗憾的是这两份通知书都丢失了)。我兴奋地抱起二胡,猛拉起了《红色娘子军》中那曲充满激情的“排山倒海”,以抒发心中的激动和喜悦。虽经波折,我最终还是踏进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门,圆了大学梦。
    再次踏入校园,除了兴奋与激动,心中仍有一丝忐忑,总觉得眼前的情境像是梦幻,生怕又有什么变故。直到再次见到张万淑老师,分了班、取走了上次留在学校的行李,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那个与我情况一样的重庆女生,叫童昌蓉,后来竟与我分在了同一个班。在班上也巧遇了我在温江地区体校插班读书的初中、高中同班同学庄瑞鸣,重新开启了我们大学同窗时代。人生中有了这样的经历,让我更相信“缘”了。
    进校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学校的人文关爱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77级入学是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学校为了迎接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新生,组织了专门的迎新生团队,让接待的老师对每个新生作了专访和了解,嘘寒问暖,帮助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一位老师见我穿得单薄,问我为什么穿那么少,我随口开了句玩笑:“我困难,没钱添置衣服。”那时人年轻,又好运动,根本不怕冷。一句玩笑话,一笑而过的事情自然全忘了。没想到,几天后生活老师亲自到宿舍,将一件崭新的机制棉衣交给我。当时我有点懵了,顿感愧疚,但更多的是感动。拿着这件美观、大方、合身,而且是我见过的最时尚的棉衣,以现在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一件私人专享定制的奢侈品。这件事,让我切身感到学校对学子一片慈母般的春晖情。这种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让我浑身暖洋洋。我相信,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科学知识,也可学到怎样做一名有爱心、有品德的人。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都受益匪浅。“德为至宝用不尽,心作良田耕有余!” 时光荏苒,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庆幸当初选报了这所以“求是、明德、卓越”为校训的学校。
    对于已步入耳顺之年的人来说,一生中总会有难忘的年份和事件。1977年无疑是我最难忘的一年。那一年,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也是一代中国人的命运转折的一年。那一年,我个人经历了知青工作队员、高考、招工等人生的重大事件,是最特殊、最不平凡的一年。那年的一点一滴、一景一幕都深深烙印在我内心深处,永生难忘。

责编:胥艺凡

编审:曾益